第一百二十一章 白云泽和秋婉婷的“城”

白云泽走后的第西十三天，秋婉婷在日历上又画了一个圈。蓝色圆珠笔，小小的，紧挨着前面西十二个圈，像一串没有尽头的省略号。她把这页日历贴在书桌正前方的墙上，和课程表、便签贴、那张从杂志上撕下来的梵高《向日葵》挤在一起。每天睡前画一个圈，己经成了比刷牙更固定的习惯。她有时候会盯着那些圈发呆，想象每一个圈代表一天，这些天垒起来，大概到膝盖了。等它们垒到胸口那么高的时候，他就回来了。

秋天的南市，是一年中最像样的季节。夏天的潮热褪得干干净净，冬天的湿冷还没来，天空是透亮的蓝，像被谁用抹布仔细擦过。梧桐树的叶子从边缘开始泛黄，先是黄了一小圈，像镶了一道金边，然后黄色慢慢往中间渗，最后整片叶子变成一种阳光一照就近乎透明的金黄。风一吹，叶子就铺天盖地地落，像下了一场金色的雪。

秋婉婷踩着这些落叶去上课，嘎吱嘎吱的，她以前觉得这个声音很治愈，现在觉得它只是吵。因为她想分享这个声音的那个人，不在。她拍过一段落叶的视频发给他，他那边是凌晨，没有回。等她第二天醒来，看到他回了一个字——“好看”。她盯着那个字看了很久，试图从中读出什么别的意思来，但那个字干干净净的，像一块被风吹过的石头，什么情绪都没有。

她这学期选了一门《当代文学批评》，是文学院王教授的课。王教授六十多岁，头发全白了，但梳得一丝不苟，永远穿着深色的夹克衫，夹克的肘部打着皮补丁——不是故意的，是真的磨破了补上去的。他讲课的时候不喜欢用PPT，也不喜欢站在讲台上，他喜欢在教室里走来走去，走到哪里，学生的目光就跟到哪里。他的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晰，每一个字都像被仔细称过重量。

这门课期中作业是一篇文学评论，要求评一本现当代文学作品。秋婉婷选了张爱玲的《倾城之恋》，不是因为她多喜欢张爱玲，而是因为她最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——人和人之间，到底需要经历什么，才能从“你”和“我”变成“我们”。她觉得这个问题和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与范柳原之间那种试探、算计、欲言又止的纠缠有某种共通之处。当然，她和白云泽之间没有试探和算计，但那种“不知道怎么靠近对方”的笨拙，她懂。

她把这篇评论写了改、改了写，前后折腾了将近两周。第一稿写得太像读后感，被自己否了。第二稿写得太学术，引用了太多理论，读起来像一篇翻译过来的外文文献，又被自己否了。第三稿她换了一个角度——不从白流苏写，不从范柳原写，从那座城写。香港的陷落成全了他们的爱情，一座城塌了，两个人成了。如果没有那座城呢？白流苏还是白流苏，范柳原还是范柳原，他们会在某个社交场合相遇，跳几支舞，说几句体面话，然后各自回到各自的轨道上，像两条平行线，无限接近，但永远不会相交。

她写到这里的时候，忽然想到自己。她和白云泽的那座“城”是什么？是那座山。如果没有那座山。他是建筑系那个高冷的、从不参加集体活动的、据说家里很有钱的男生。她是中文系那个成绩不错、人缘不错、但没什么突出特点的普通女生。他们的世界没有交集。是那座山，把两条平行线掰弯了，让它们在某个点碰在了一起。

她把这篇文章交上去的时候，心里没有底。王教授是出了名的严，给分从不超过八十五，据说去年整个班只有一个人拿了八十八，那位同学当场哭了。一周后，作业发下来了。秋婉婷翻开封面，看到成绩栏里的数字时，以为自己看错了。九十。不是八十五，不是八十八，是九十。王教授的红色签字笔在数字下面画了一道横线，横线下面是他的评语，写得很满，几乎占了大半页纸。

“有洞见。不堆砌理论，不卖弄术语，从文本出发，回到文本本身。对‘城’的解读很有意思——是命运意义上的城。白流苏和范柳原之间如果没有那座城的陷落，他们的故事会在哪里结束？你在文章最后一段回答了这个问题：‘不是所有的爱情都需要一座陷落的香港。但所有的爱情，都需要一个让两个人同时走进去的、无法绕开的、不得不面对彼此的空间。’这个判断，放在你对自己生活的那个引而不发的类比上，同样成立。”